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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洪波:点滴乡愁说童年

发布日期:2019-06-01 分享

来源:光明日报 | 高洪波  

两年前的秋天,我应邀赶赴南京,出席一家报纸主办的主题征文颁奖晚会。什么主题征文?两个时尚又古老的字:“乡愁”。

我的任务比较轻松,为一个11岁的小姑娘颁奖并即兴讲话,同时送一本我签名的书。

颁奖典礼热闹又朴素,地点就在报社大厅,将台阶设计成舞台背景,很有创意。由于乡愁这个主题的普遍性与广泛性,获奖作者下至11岁,上到91岁,年龄跨度极大。在这其中,我就见到了80岁的老上将、南京军区原政委方祖歧,他也是获奖作者中的一员,潇潇白发,令人肃然。

由我来颁奖的这个小姑娘,随父母从湖北来到江苏苏州打工,她用文字表达了对故乡朴素的怀念,同时表达出一个孩子对父爱的渴望。她只盼望能经常和爸爸妈妈一起吃晚饭,这个愿望深深感动了我。在致辞中我除了祝福小姑娘之外,谈到乡愁所具备的色、香、味、音四种特质,讲到故乡与童年给予每一个人味蕾的培养,最得意的一句话:乡愁与童年焊接。

当我脱口说出这句话时,远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故乡开鲁县浮现在眼前,故乡的青纱帐、瓜园和黏豆包;故乡田野上潺潺的渠水,以及鸣叫不止的绿蝈蝈、“山叫驴”;故乡的厚达半米的冬雪,雪地上顽童们的追逐打闹,冰糖葫芦和秋子梨;还有过年时的杀猪菜的芳香,腌酸菜的滋味,甚至还仿佛嗅到了点燃鞭炮时弥漫于冷空气中的火药味儿,听到那被鞭炮声震落于树梢的雪粉们滑落时的窸窣声……

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,乡愁对我而言,真的是一个成年人对童年的回望。我13岁离乡,随父母远行贵州,记得那是一个大雪漫漫的冬日,我刚升入初中的第三个月,同学还没认全,就分手南下。但我仍然认定开鲁一中是我的母校。离开时,校门走廊的黑板报上还抄录着我一篇题为《复习》的作文,抄写的老师有漂亮的板书功底,让我一个小新生的作文生色不少。这是我“公开发表”的第一篇文章吧,或许正是这开启了激活我创作才能的第一个阀门?

开鲁一中不仅是我的母校,也是蒙古族老作家玛拉沁夫和中央党校副校长、经济学家苏星的母校,不过他们读书时是20世纪40年代伪满洲国时期,我读书入校是在20世纪60年代,相差几近20年。虽然如此,老校友玛拉沁夫仍管我叫小校友,直到今天还这样叫我。

至今我还记得“小升初”的作文题目是关于向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学习的问答,我回答得很好,这要归功于我和龙梅玉荣小姐俩生活在同一个环境、同一片蓝天下,对冬季的寒冷与风雪的体会刻骨铭心。内蒙古的冬季不好过,我们的脚上穿着厚重的毡靴,头上戴着狗皮帽子,手的两侧全是红肿的冻疮,棉衣袖口不是棉布的质地,因此冷且硬,而缘于袖口就近可以擦拭被冷空气逗出的清鼻涕,一来二去,袖口被鼻涕浸润,再经超低温一冻,真成了铠甲,弹一下铮然有声,是草原小城每一个男孩子冬季的标配。

故乡冬天的雪大,大到经常一夜封门。奋力推门,继而铲雪,在雪的甬道中走出,亦是惯常景致。记得一年暴雪,我的一个长辈出门早,在沿途的电线杆下居然捡到许多撞昏的鹌鹑,还有麻雀,成为一时的笑谈。这些在风雪中遇难的小飞禽,照例是被剁碎后与咸菜同炒,成为佐餐的上佳菜肴。

故乡冬季最让人惦记的是黏豆包,这是一种满族食品,也是过年必备的主食,一如南方山区的糍粑、北方内地的花馍。山海关外的黏豆包,黏年同音,透着喜庆,加上香甜的红豆馅,芳香略酸的黏黄米面,底下衬以深绿的苏子叶,咬一口美妙无比。尤其是冻得梆硬的黏豆包放进炕上老奶奶的火盆烤过之后,用小手拍打下沾上的草木灰,虽然只是礼仪性的拍打,但也足以证明小城少年卫生习惯的养成了,这时托在手上的豆包有一层焦壳,你一口咬下,沁入舌尖的是热辣辣的芳香味道,其中有豆馅与红糖混合的滋味,有黏黄米发酵后的气息,像米酒,尽管那时我从没喝过,但这种混合气息似乎就像酒一样醉人和馋人,尤其对一个饥饿如狼的草原少年!

吃完火烤豆包,嘴唇肯定是沾满草木灰的,用那冷且硬的棉衣袖口一擦,便开心地冲向漫漫雪地去追逐打闹了。

如果说黏豆包的滋味属于冬天和白雪,属于火盆和春节的话,香瓜与甜杆儿则注定属于碧绿的夏天。故乡处在科尔沁草原边缘的沙地,适合种各种美味的香瓜,香瓜的学名叫甜瓜,因为本身成熟后特有的芳香,在我的故乡都叫它“香瓜”。记得乡下进城卖瓜的马车上,照例铺满碧绿的高粱叶子,香瓜们惬意地躺在松软的高粱沙发床上,向小城少年传递香甜的气息与梦想。夏天炎热时节,能吃上一个脆甜的香瓜,应是莫大的享受。后来冰棍儿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,冰棍儿比起香瓜,更加时尚和气派,滋味儿也更浓烈和奇异,因为它把冬季的冰雪引入夏天,同时又那么凉爽和可口,香瓜的地位便渐渐被冰棍所取代,儿提时,一个手擎冰棍儿走在街上的孩子,其骄傲的程度一如王子。

甜杆儿是一种甜汁饱满的高粱品种,好像可以榨糖,但由于产量低而形成不了“高粱糖”的规模,可在故乡的夏日,甜杆儿却成为我们最喜爱的小吃,它有甘蔗的甜,皮却不像甘蔗那么厚硬,啃起来十分方便。甜杆儿有绿色的硬皮,用牙齿逐一剥下硬皮,露出的是同样嫩绿的芯,一口咬下,甜水立刻顺舌尖流入喉底,反复咀嚼后吐出渣滓,吃法与甘蔗近似。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把竹竿状的甜杆握在手中,让它幻化为孙悟空的金箍棒,朝冥想中的白骨精一路打去;或者当成一把解放军的冲锋枪,向假想敌无情扫射。一根甜杆儿,甜蜜着多少草原小城孩子的童年!

此外,故乡的西红柿分红黄两个品种,吃起来汁多味美;故乡的黄瓜,在黄瓜架上时顶花戴刺,摘到手后水分充盈;故乡的西瓜皮薄瓤红,瓜园开园之日,便是孩子们喜庆之时,尤其产一种籽瓜,嫩黄色的瓜瓤,淡甜,大且黑色的瓜子如石榴籽般挤在瓜肚子里,这种瓜有一个专利:免费享用。人们可以尽情吃,只要把瓜子吐在盆里即可,这是乡俗,也是籽瓜生产瓜子的重要流程。

下面我要说一种更特别的食物“姑蔫儿”,一度我认为它的学名是灯笼果,因为它成熟后的葡萄状的果实有一层坚韧柔软的外衣,剥开后是苹果味儿的黄莹莹的果实,这层金黄色的外衣极像灯笼。“姑蔫儿”好像只产在北方山海关外,一种美味的小浆果,吃时不用洗,因为有一层天然的外包装。“姑蔫儿”外形如葡萄味道类苹果,有极好的口感,在故乡产量极低,大多种几株在菜地旁,与西红柿伴生共长,因为产量少故而显得珍稀,所以儿时的“姑蔫儿”迹近一个味道的传奇,把玩许久方才入口。

北京这几年瓜果市场上却不乏“姑蔫儿”,十几元一斤,我便大包地买回家,剥去软皮,一洗便是一大碗,然后逐一吃开去,奇怪的是再也没有昔日吃“姑蔫儿”的快乐,也许是供应太充足的缘故吧!

可见乡愁的触发,也需要适当的场景和适时的道具,不光是吃“姑蔫儿”,即便是香瓜,也再没吃出当年的口感。不知是品种的退化还是年龄的增长?总之舌尖上的乡愁,现在真是不易觅到,或许这乡愁一如远逝的岁月和童年,怅望中的怀念已远胜于实地踏勘乃至重回故乡,从这个意义上说,文学的乡愁变得更加重要起来。

日暮乡关,怎一个“愁”字了得!

(作者:高洪波,系中国作协副主席)